■ 罗 琨

     
   迁安已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遗物是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1958年发现于迁安爪村，当时对于这些发现究竟是否为人工打击的石器，存在不同意见，上世纪80年代末，经重新研究终于得到确认。1988年，滦河中游的兴隆县还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进一步印证旧石器时代滦河流域已有了人类的足迹。有关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代文化遗址更多了，滦河流域和潮白河上游，跨长城内外都是北方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的中间地带。通过迁安安新庄遗址的调查、拭掘，可见这里文化极富有特色，既有大量“红顶钵”一类的泥质陶钵，显示包含的中原文化因素；又有众多夹砂直腹罐，盛行篦纹、菱形纹及精良的细石器显示出与北方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更有少见于其他地区的刻绘兼用的彩陶、新颖别致的多角形砍砸器，并以彩陶、黑陶、细石器共存，显示出独具特色的地方特征，类似的遗存在兴隆、滦平、迁西也有发现，这些都告诉我们不同文化的交汇，促成了这个地区的繁荣。到了商代，卢龙一带为孤竹国的地望，卢龙东润各庄既发现过随葬青铜礼器的商代晚期墓葬，也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较晚阶段的小墓。相邻的青龙县抄道沟则出土了一批富有草原青铜文化特色的遗物，如羊首曲柄短剑，鹿首、铃首、环首刀等等。类似的文化遗物往往也见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址，并与青铜礼器伴出，说明北方文化不仅在中间地带与中原文化交汇，而且通过中间地带部分融入中原文化，中华文明就是这样逐步形成多根系的特点，为后来的多源统一奠定基础。
    这一现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关于黄帝是“中央之帝”的传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有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记述，正预示出黄帝部落的融汇并非只在一个地区、只围绕一个中心发生，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异彩纷呈的各个古代文化都曾有过自己的“中央之帝”，是在不断的融汇过程中，象滚雪球一样，聚合成若干历史文化区，进而形成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古道“驿站”的迁安，曾浓缩了黄帝的史影。
     我国有源远流长、不曾中断的历史，要解开传说时代的许多历史之谜，不仅要依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同时还要从后人对历史的回忆和追求中得到印证，这种追忆包括历史记载、古史传说、方志资料等等。就历史记载而言，求史学之真，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是传统史学的要求。《左传•襄公四年》曾记载，齐国执政者崔抒指使从人杀死齐庄公，太史兄弟四人前仆后继，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这个悲壮的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很广，这种直史的品格在历来受到推崇，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就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梳理历史疑团的过程中，也力求“别嫌疑、名是非、定犹疑”，写出历史的真实，所以《汉书》的作者班固对《史记》有“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的赞语。
    但是，漫长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在口耳相传中只留下了模糊的影子，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由于人的思想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即使是严谨的史官在回顾、整理、总结历史的时候，也不免打上整理者时代的烙印。例如战国群雄争霸的时代，那时留下的《竹书纪年》不讲尧舜禅让，而强调历史上的斗争；汉代时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留下的《世经》则强调大一统思想，三皇五帝都成为相继而立的帝王。
同时，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将生存斗争的经验一代代传下去的需求，历史——先辈们的生活经历，就在一代代历史的创造者中口耳相传。直到有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口耳相传的历史依然不绝于民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用自己的理解、自己时代的语言并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来讲述和演绎本民族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是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了解自己祖先走过的辂，感悟与继承民族的传统和精神，思索和探求自己的“根”。
于是就有了百家不雅驯之言，有了古史辨派所说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尤其是传说时代的缤纷多洒脱的各种说法，似乎使人无法看到这段历史的真面貌。
    我国古代有一个寓言，《庄子•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们，倏与忽很想报答浑沌，他们说：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浑沌却没有，我们帮他凿出来吧。他们每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央之帝没有七窍，却安然地生活在浑沌之中，一旦企图弄清眉目，他却消亡了。同样作为“中央之帝”的黄帝似乎也有这样的特质，《逸周书•尝麦》记述西周成王下令定律法作刑书时，曾引述黄帝伐蚩尤的故事；《国语•晋语》谈到过黄帝族的发祥地，可见黄帝应是确定存在过的一个古族的代表人物。但是后来传说是那样扑朔迷离，以致孔子的弟子不只一人发问“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尸子》）、“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大戴礼记•五帝德》）。后来，学者试图用“黄帝”是世代沿袭的氏族部落首领名号，来解释他数百、数千岁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不仅有以氏族名与领袖名合一，在一定时期代代相传的习俗，还存在原始战争的胜利者将战败者的名号和其他的战利品一样攫为己有的习俗，如《帝王世纪》等记载，夏代太康失国，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后来寒浞又杀羿代夏，“袭有穷之号”，即其遗风。《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之说。一个氏族或部落，在生存斗争相当严峻的史前时代，能够保证数千年的昌盛不衰吗？所以，这个疑团还是难以廓清。
     庄子的故事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却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首先是现代考古学的出现，例如《淮南子》、《帝王世纪》等古籍记述神农“尝药以救人命”，甚至是“始教天下种谷”，并“尝味百草，宣药疗疾”的农业和医药之祖。这些传说历来被审慎的学者视为“不雅驯之言”。然而，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又发现了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据发掘报告，其经济类型是以原始的稻作农业、采集、渔捞、狩猎相结合，从文化的内涵及存在年代看，应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在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了很多樟科植物的叶片，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研究报告指出，“樟科植物的叶片数量最多，显然是人工采集留下的堆积。樟科植物中不少种类是药用植物，当时的居民是否已经懂得用它来驱虫治病，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近年又有新的发现，据2002年2月1日《中国文物报》报道，2001年，在浙江杭州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又发现烧裂丢弃的“煎药罐”，外底有烟火熏焦痕迹的小陶釜内，20余种根植物茎杆首尾整齐的曲缩在釜底，由于植物茎杆已经炭化，有机质不足，未能作出药性检测结果，但反映出某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已被发现。通过考古发现和古文献相印证，可以证实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折射了真实历史的影子，正如同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古史新证》中所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通过多学科协作，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在考古学了，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古代遗址、遗物所包含的古代社会信息。如测定年代的方法就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等等适用于不同研究对象的很多方法。用同位素质谱分析，通过对古代遗物中稳定同位素比值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比较准确地年代数据，而且可以了解古人类食谱、生存环境、植被，他们采用的矿产产地等等。用现代科学分析技术还可以准确地鉴定古代遗物的成分、来源、制造工艺、真伪。还有古代DNA研究的探索，已经开始进步。此外，近年来环境考古已经引起愈来愈多人的关注，并取得不少成果，其间，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任重远先生联系滦河河道的变迁，探讨其间是否有人为因素就是于此相关的一个很好的思路。
     不仅考古学家需要更多学科协作，历史学也是一样，例如文献曾记载西周懿王元年曾有一次“天再旦”，长期以来，史学家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日食，也有人认为只是大气现象，都是推测，而没有确切证据。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该项工作启动以后，充分利用多学科协作的有利条件，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有关研究成果，确定“郑”的地望；通过理论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时造成的天光视亮度变化的数学方法，以便计算出每次日食造成天再旦现象的地面区域，然后对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840年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找到惟有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而且通过在1997年3月9日日全食观测，证实上述理论研究建立的数学方法是正确的，而且选择日食发生时恰在天亮之际的新疆北部，布网观测，印证“天再旦”为特定地区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更与懿王时的铜器铭文研究相印证，成为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之一。
    总之，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以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很多历史之谜是可以解开的，就是传说时代的历史，在对原始社会取得科学认识基础上，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隐含在古代传说中真实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现在，已经有不少实例印证了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话，他曾说：“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古代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
    这启示我们我们对古史传说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就是神话传说、民间传说也不应忽视，古人说“礼失，求诸野”，实际上历经重大社会变革发生以后，质朴的边远地区不仅会仍然保存着传统礼俗，也会保存有其他方面失落了的历史记忆。所以，有了多学科的配合，有了多方面的努力，浑沌的眉目可以大致廓清。
    埋藏在迁安地区、可以解开古史之谜的钥匙也是会找到的。
 
作者简介:
    罗琨，女，1940年4月生，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先秦研究室副主任，殷商史学会、先秦史学会理事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代表作有《中国军事史•夏商西周》（合著）、《从<世系>探讨武王伐商日谱》、《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