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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远古文明的地理环境基础初探

■ 胡琳泊

    从爪村旧石器遗址出土的骨针骨锥，到至今保存完好的古菱齿象化石；从遍布迁安各地的25处新、旧石器时期遗址，到为数众多的商周时期的遗址与文物，都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信号。本文试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从新石器时期的迁安地理环境对早期文明的影响，来探索迁安远古文明之谜。
一、迁安远古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为早期人类文明生存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
    根据近十几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得知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仰韶文化时期，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距今8000～3000年。从3000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
5000年以前的温暖湿润气候，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在5000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现今则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又多沼泽的长江流域。在京津地区当时则生存有一些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且以栎、榆等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在京津地区以南的河南、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喜暖动物和竹类，推测当时黄河流域年均温较现今约高出2℃。距今8000～2500年，辽宁南部地区以栎和榿木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气候温暖湿润，近似今天的山东半岛，这一温和气候带向北可延伸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一带，该地区地层的花粉组合中也有一落叶阔叶树榿树的优势带。总之，距今10000～5000年左右，从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东部地区，处于温暖气候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象和貘等喜暖动物可证明，这种温暖气候期大致下延至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
    5000年之后的气候，中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今长江流域。距今3000年至今，温度波动明显。周期约400～800年，年均温振幅约1～2℃，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根据动植物地域分布的演变来看，5000年来温暖时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弱，而寒冷时期则越来越长，强度也逐步增大。而这种变幅高纬度地带又大于低纬度地带。
   因此，从气候的角度上说，迁安地区因早期适合的温度和降水条件，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就是迁安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的首要条件，而5000年前后，正是黄帝部落活动的重要时期，燕山南北合适的气候为其发展壮大建功立业提供基本条件。只不过是距今3000年后气温降低，使文化重心向南推移，中原地区文明得以长足发展。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迁安自古是边塞之地、边缘地区，迁安是人类文明早期的发祥之地。
二、迁安地处山海之间过渡带，地形多样，河流纵横，为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从地形地貌上看，迁安也更适合先人们繁衍生息。首先，新石器时期人类文化遗址均出现在山前冲积扇、河谷盆地以及湖泊边缘地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带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为半开放或者半封闭，既能起到文化屏障的作用又可以与外界进行物流交换，而迁安正处于燕山南麓的山前平原滦河冲积扇上。其次，新石器时期古人喜居山前或丘陵，估计与躲避洪水等有一定关系（如图为滦河河道变迁图）。

    除了上述原因，迁安地处重要的地理通道上。而在重要的通道上，正是文化交流融通之地。
    从全国范围看，虽然地形多样，山岭众多，但不论多么险峻的地势，大自然总留给人以交通的便利。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发生过人群交流的，这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新疆是离内地最远的地区，但据研究发现，那里的和田玉曾在江浙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中发现过。青藏高原发掘的文化遗迹，也与甘肃黄河流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着影响关系。广大中原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为紧密。有古地理专家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致沿渭水、黄河、济水一线，从遥远的古代，就形成一条联系东西的交通线。
    考古泰斗苏秉琦在勾勒出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红山文化交融的路线图中，有一条明确的通道。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相接，形成“Y”字型的文化带。他说，这个“Y”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

    从河北省来看，河北北部与北方的内蒙古高原和东北之间有多条地理通道相通，正是通过这些通道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渗透。例如，在燕山北部的承德地区，由围场到坝上草原就可以进入蒙古高原。而在承德盆地东北部就是辽西走廊。而冀西北的张家口地区则是通往北方的另外一个出口。另外，大河河谷通常也可以成为文化传播通道。新石器时代以来，承德盆地和唐山地区文化在各时期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原因就是该两地区分属滦河中下游，就是顺着滦河河谷实现了文化交流目的。
    而对于迁安来说，迁安正处于这样的交通要冲，古代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因此文化必然发达。这四条通道是：
第一条：北京→顺义→喜峰口（迁西境内）→老哈河→内蒙宁城→大凌河→东北；此条还可以走：渤海→迁安→滦河→喜峰口→老哈河→内蒙宁城→大凌河→东北。
第二条：渤海→迁安→青龙河→青龙河支流星干河→干沟→石门岭→辽宁建昌→大凌河→东北。
第三条：渤海→迁安冷口→青龙肖营子→青龙镇→辕门旗岭→宽城汤道河→大煤岭→大凌河→东北。
第四条海道：迁安→青龙河→渤海→到东北、华北沿海各口岸。
三、迁安地处两种生态的交错带，为早期人类文明提供了交融的基地。
    文化交错地带是生命力文化出现的地方。苏秉琦在谈到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红山文化相遇时说：“这是两种文化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更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各种经济相互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这是文化交错带的魅力。
    从安新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也能感受到文化交错给迁安所带来的生机。从遗物的文化特征看，安新庄文化遗址既包涵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北方文化的因素。如大量存在的泥质陶体，尤其是红顶钵和冀南、豫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极为相似，而众多的夹沙直腹陶罐盛行的蓖纹、底部印有的席纹，泥质陶体菱形纹和打制精良的细石器等，表现出和内蒙古东南，特别是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时间和地理方面的原因，又与这两种文化存在着差异性，这里既有仰韶文化中罕见的夹砂直腹陶罐流行的蓖纹和细石器，也有红山文化中少见的磨光黑陶圈足器和指甲纹、几何纹饰。
    这可能与迁安位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上有关。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就地貌来说,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如下图）

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 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 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
正是因为有远古暖阳之照耀，有渤海之风激荡，有伟岸燕山之庇护，有滔滔滦水之滋养，迁安成为人类休养生息、建功立业的乐土。抚今追昔，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发现。